診間外的隱形威脅｜Ep.3 若善意成為負擔

(續上篇：《Ep.2 野生動物救援的困難選擇》)

緊迫：「救援」背後的代價

所謂的緊迫，指的是動物受到內在或外在的刺激下，所出現的包含生理及心理的反應，在適當的狀況下，這些透過身體內在神經系統或賀爾蒙調控的一連串反應，可以幫助動物生存下來，例如腎上腺素激發動物的戰逃反應，促使獵物逃離捕食者。但緊迫若時間增長，或程度增加，也有可能反過來造成動物身體的永久傷害，例如壓力大的人長期受壓力賀爾蒙的影響，導致胃潰瘍或身心疾病，一樣的情形在動物身上也會發生。

在野生動物救援期間，獸醫師們最擔心的的緊迫造成的疾病，就是「緊迫性肌病」，在陸生野生動物的救傷非常常見尤其是小型齧齒類、反芻獸或小型鳥類。所謂的「緊迫性肌病」，是指動物在面臨驚嚇、捕捉、運輸等極端環境緊迫時，腎上腺素激增與劇烈掙扎，導致肌肉過度收縮、代謝衰竭及橫紋肌溶解症。嚴重的緊迫性肌病，甚至可能會造成動物在捕捉時猝死。2013年一篇研究顯示，在51頭擱淺死亡的鯨豚中，有將近一半的比例出現典型的典型捕捉性肌病病變。

對野生動物來說，捕捉本身就是壓力；尤其是體型龐大的鯨豚，光靠人力通常無法搬運，會需要大型重機具。在提米第一次擱淺時，就曾出動特殊的浮船式挖土機，才能在淺海中作業，替提米挖出一條向大海的航道。這些重型機具開挖過程中的噪音，都有可能在救援過程中造成對於聲音敏感的鯨豚精神上的壓力，導致病情惡化。

提米救援行動紀錄照。對野生動物來說，捕捉本身就是壓力
圖／Roy Zuo／CC BY-SA 4.0

而受困於澎湖漁港的熱帶斑海豚，同樣受到緊迫的影響，根據中華鯨豚學會的說明，熱帶斑海豚的習性偏向棲息於大洋中快速游泳，活動深處最深可以達250公尺，然而漁港內就算是3/4滿潮時，水深也僅約4公尺，加上漁港內的水體較小，水溫在白天可升高至29-30度以上的高溫，超過於熱帶斑海豚適應的水溫28度以下，在這樣的環境一天天過去，可以觀察到海豚的游泳行為變得遲鈍，也慢慢失去下潛的行為。

野生動物聽不懂人的語言，他們無法區分人類是出於善心要救援他們，或是帶著惡意趁他們落難時要趁機殺死自己，最本能的反應就是啟動身體的壓力反應機制。然而矛盾的是，在受困或擱淺的狀況下，這些生理反應往往會加重病情，甚至導致動物的死亡。因此在救援野生動物的第一時間，專業人員思考的除了「盡快」把動物救起來，也需要考慮在救援過程中盡量降低動物的緊迫程度，例如中華鯨豚協會的聲明中就有提到，和30年前圍捕、驅趕瓶鼻海豚海豚不同，本次的目標是野放而非獵捕，需要規劃聲牆、圍網、假擱淺等三道防線的細節，漸進式的引導動物離開漁港或後續的異地野放。這一切都是希望可以盡量將低海豚的緊迫，避免他們在救援的過程中死亡。

在鯨豚救援現場會拉起封鎖線、減少圍觀與噪音，也是為降低擱淺鯨豚緊迫的重要一步
圖／中華鯨豚協會

所以，野生動物的救援並非做越多就越好，每一個看似要幫助動物的步驟，背後都有可能有隱藏的代價——人的靠近與撫摸會造成緊迫；追趕動物的過程可能產生橫紋肌溶解；運輸的過程有震動及噪音。救援的過程必須不斷地將每個步驟的必要性、和動物將為此付出的代價做比較、平衡，從中選擇最佳的方案，而不能只靠熱忱或同情心，理性判斷及專業知識才能夠真正幫助到動物。

野放就是成功，安樂就是失敗嗎？

主導鯨魚提米野放計畫的德國富豪岡茲曾經對媒體說：「他不可能死兩次。」

他和他的支持者認為，與其放提米在淺灘慢慢死去，或許將牠野放回大海，還會有一絲存活的希望。這個說法乍聽之下很合理，但事實證明或許這只是讓提米經歷了一番緊迫的運輸旅途之後，最後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痛苦的死亡。
故事的最後，提米看似成功「野放」回到大海，但過了12天再次被人發現時，卻已經成為一具巨大的遺骸，雖然救援團隊有裝設GPS，似乎出了因為某種故障，相關的資料一直沒有被公開。大眾常把「牠游走了」「牠被放回海裡」視為成功，但我們真正想知道的是：野放後他可以活多久？他有可能回復正常生活，找到自己的同伴，甚至繁衍下一代嗎？

野放後通常要靠動物追蹤以掌握動物的動向與存活狀況（圖為抹香鯨，非提米）
圖／Paul Wade, USFWS／Public Domain

換句話說，野放應該建立在動物具備最低生存條件的前提上，而不是把野放當成最後一搏。IWC 擱淺專家小組在提米事件中也提醒，即使轉移或野放成功，也不代表救援成功；仍需看牠是否能游動、恢復健康、回到合適棲地並存活。然而，提米在過去的這段時間內反覆擱淺，並且隨著時間經過，它的活力明顯下降，就算放回深水區，他的身體狀況很有可能也無法支撐存活下去。科技或醫療終究不是萬能，特別是在鯨豚這樣超大型的動物，人類能做的事情畢竟有限，若動物的健康狀況已經進入不可逆的狀態，那或許接受生命終將會死亡，並能夠好好將動物送走離開，也是一種比較誠實、也比較符合動物福利的選擇。

擱淺鯨豚要符合一定的健康條件才適合野放，不符合的個體可能需要後送復健，或評估安樂死
圖／中華鯨豚協會

然而，在這樣的事件中，「安樂死」或「順其自然」，往往是一個較難被大眾接受的選項。這樣的不捨其實很容易理解。當一隻動物有了名字、照片、影片，甚至每天都有媒體更新牠的狀況時，牠就不再只是「一隻擱淺的鯨魚」，而成為大家共同牽掛的生命。大眾希望牠活下來，希望政府或救援團隊「再做一點什麼」，本身並不是錯的，這也是社會願意關心野生動物的開始。

但這份心情一旦透過媒體、輿論放大，就可能反過來影響政府單位與現場團隊的決策。原本應該以動物福利、現場安全、物種專業與預後評估為核心的救援規劃，可能會被迫納入「社會能不能接受」「看起來有沒有盡力」等因素。這時候，救援就可能從專業決策，慢慢變成一場必須回應大眾期待的公開表演。

野生動物救傷不是一場奇蹟的賭博，也不是結局永遠完美的勵志紀錄片，更不是為了人類自我滿足的心情而做的演出。我們應該站在動物的角度，利用科學化的方法，判斷每一個處置到底是增加牠活下去的機會，還是只是增加牠身體與心理上的負擔。如果一個個體已經無法承受更多移動、刺激與緊迫，那麼停止無效的介入，讓牠少一點痛苦地離開，或許不是放棄，而是救傷最後、也是最困難的一種責任。

當我們說「救牠」，我們真正想救的是動物，還是我們無法承受牠死去的心情？

座頭鯨（非提米） 圖／Charles J. Sharp／CC BY-SA 4.0

在野生動物救傷中，死亡從來不是我們希望看見的結局。
每一次擱淺、每一次受困、每一個生命在眼前逐漸衰弱，都會讓人感到不捨，也會讓我們本能地想要再多做一點什麼。這樣的心情是真實的，很多從事救傷的人員，包括筆者，最早的出發點都是看到野生動物受傷生病而感到心痛，希望可以利用自己的熱情、專業，在工作中幫助到動物。

但救傷真正困難的地方，也正在於此。當我們急著想把動物帶離現場、介入醫療、送回野外，或期待一個看起來比較圓滿的結局時，也必須誠實面對：這些行動對動物而言，究竟是機會，還是負擔？如果牠的身體已經無法承受更多搬運、醫療與緊迫，那麼繼續嘗試不一定是希望，也可能只是讓人類的不捨，變成牠最後一段路上更多的痛苦。

所以，當我們下一次再說「救牠」時，也許可以先停下來問問自己：我們真正想救的，是眼前這隻動物，還是我們無法承受牠死去的心情？

｜關於作者｜
吳珈瑩獸醫師。現為特寵獸醫師、台灣野生動物救傷與保育學會秘書長。曾在桃園市野鳥學會從事野生動物救傷工作。因為愛動物而選擇進入獸醫系，並在研究所攻讀野生動物醫療。經營粉絲專頁：獸醫小珈與野生動物朋友們